在“银发知播”群体中
就有麻城籍教授戴建业
“银发知播”群体是13位借助互联网传授知识的退休教师，利用互联网教授拼音、电工、天文、物理、脑科学、文学、美学、古生物学。
这13位退休教师有：
舒德干，77岁，古生物学家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；
戴建业，67岁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；
欧阳自远，88岁，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；
汪品先，86岁，同济大学教授、海洋地质学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；
王广杰，82岁，退休电工教师；
王渝生，80岁，中国科技馆原馆长、中国科学院博士；
柳冠中，79岁，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；
褚君浩，78岁，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、复旦大学光电研究院院长、中国科学院院士；
郑纬民，77岁，清华大学教授、中国工程院院士；
薄慕明，74岁，神经生物学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；
吴於人，73岁，同济大学退休物理教授；
杨维云，73岁，退休小学语文老师；
唐守平，62岁，退休物理教师。
他们的名字值得铭记，他们平均年龄77岁，热衷于传播知识与文化，甚至在感动中国播出的时刻还有老师在直播。
为霞尚满天
“银发知播”群体
颁奖词：
春蚕不老，夕阳正红。没有墙壁的教室，不设门槛的大学。白发人创造的流量，汇聚成真正的能量。知播，知播，传播知识与文化，始终是你们执着的方向。
事迹：
天文、物理、文学、美学，没有墙壁的教室，不设门槛的大学……这群爷爷奶奶在网课直播间里，欢脱幽默地传授硬核知识。他们是老师、院士，将毕生所学通过网络授以青年，用日复一日的耐心播下知识的种子。老年人，把多年的学习经验教给青年，把毕生所学教给青年。用网络传播知识，感谢他们！
一个个令人动容的名字
一段段催人奋进的故事
让善被看见，让爱被感知
让春天常在，让真诚常存
致敬向上的力量！
在拥趸眼里，戴建业擅长用通俗易懂的话，绘声绘色地为学生讲述看起来晦涩难懂的古代文学知识，将原本“遥远”的古代人物和古代文学，变得更加“接地气”。
人们被他的幽默所吸引，但只有用心走近他的人，才懂得他笑容背后隐藏着的沧桑坎坷，风趣背后对文学与诗歌的悉心钻研与苦苦求索。
1956年，戴建业出生于湖北麻城。他的爸爸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，妈妈却是个文盲。爸爸总觉得自己流落在小地方、没啥成就，因此对两个儿子寄予厚望，分别给他们取名“戴建业”“戴建勋”。正是这份沉甸甸的期望，夺走了戴建业童年时的快乐。很小的时候，爸爸就逼着他每天读书识字，稍大一些又让他练习书法，还要背乘法口诀表。贪玩是孩子的天性，他几乎坐不住，也没有性子去认真练字，每次爸爸回家检查，都要被气得半死，少不了对他拳打脚踢。但越是这样，他就对学习越抵触，自嘲“直到现在还写着鸡爪一样的字”。
爸爸向来信奉棍棒教育，因此对他打骂就成了家常便饭，犯了错误会挨打，说错话会挨打，甚至连考试考好了还是会挨打。有一次，戴建业考了全班第一名，他很得意，迈着“六亲不认”的步伐回到家中，得意地把试卷拿给爸爸看，结果又挨了一顿揍，因为他“不够谦虚”。长期的挨打，让他的内心变得压抑，身边也没什么朋友。有时，他就故意挑衅其他孩子，然后跟他们打架，就算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心里却有一丝解脱，认为这么做“可以驱赶孤独”。由于内心抗拒学习，一直到小学毕业，戴建业还痛恨做算术题，不会算简单的乘法，总是分不清楚3×7与3＋7有什么差别。不过那时候，学校已经不怎么上课了，老师也不敢管学生，爸爸也受到了批斗，再也没有人强压着他去学习。不读书、不写字、不读题，一开始还觉得是神仙般的生活，但时间久了反而感觉到无聊。
戴建业
有一次，妈妈找他回家帮忙记账，算自己家的工分。正是在运用数学的过程中，他一下子领悟了加法与乘法的本质区别，感受到知识在生活中的运用价值，那一刻他甚至兴奋得发抖。从此以后，他就主动找书来学，有时干完农活就躲在家里学数学，慢慢找到了读书的乐趣。后来，戴建业还遇到了一位对他一生有重要影响的老师，那就是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的阮超珍。阮老师发现戴建业对数学感兴趣，就送了几本教科书给他，还义务为他辅导功课。上高中后，他和同学组成了学习兴趣小组，经常在一起演算数学题目，他还在一次数学比赛中取得了名次。正当所有人都认为戴建业会报考数学专业时，他却180度地大转弯，开始爱上了语文。原来，那时他喜欢上一个女同学，但要命的是对方不喜欢数学，却很擅长语文。为了能够赢得心上人的关注，戴建业就想方设法加强语文学习。女孩常看那时很流行的一种名叫《朝霞》的文艺刊物，戴建业每期都找她借过来读，还像她那样模仿着写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。有一次，老师让他出一期墙报，他埋在报纸堆里，东抄一句、西抄一句，凑出了3首小诗，登上墙报后得到了表扬。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投给了武汉一家报纸，没想到居然发了出来。一下子，他就成了麻城夫子河高中的名人，连“女神”都对他刮目相看。高中毕业后，因为当时高考还没有恢复，戴建业被安排下乡劳动。农村的生活虽然辛苦，但并没有磨灭他对文学的爱好，每天晚上都会挑着煤油灯读书写作，陆续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。当时村里有一位武汉知青，觉得他很好学上进，与其他知青完全不一样，两人慢慢走近、产生了感情。女知青用自己辛苦攒下的私房钱买了毛线，为他织了一件毛衣。那是他第一次穿毛衣，那种留在心头的温暖，他一辈子也难以忘怀。1977年恢复高考时，文理科数学试卷相同，戴建业数学考得还要好一些，但他填报专业时，第一专业就填了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。他的高考分数是289分，多年后才知道，有同一批的考生270分就被北大录取了。让他对华师大心生向往的，既有曾经教数学的阮老师，还有一位老师跟他说过，华师大校园很美丽，有一栋圆顶建筑尤其漂亮。他一直生活在农村，对那栋圆顶建筑产生了很多浪漫的想象，但入学之后，他到处找人打听，很多人都直摇头，费了好大功夫才明白，只不过是物理系楼顶装了一个圆陀陀。远远望着那个圆陀陀，他哭笑不得，感受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。戴建业家境窘迫，只能靠每月十三四元助学金生活。饭钱七八元、教室费两元，剩下几元零用，难得添件新衣。更大的打击来自专业课。大学第一年，他们在位于乡下的校区上课，不大的校园只有几栋平房，看起来比高中还要简陋。第一堂专业课是现代诗歌，老师在上面讲得吐沫横飞，他却听得很反胃，根本提不起写诗的兴趣。那时候，他十分后悔没有选择数学系，于是专门给教务处写信，提出申请转系，但被学校给否决了。一时冲动之下，他直接找班主任要求退学，班主任轻言细语地劝他认真学习，千万别浪费了这么宝贵的机会。戴建业给妈妈写了一封信，妈妈请邻居来读，原以为他是分享幸福的大学生活，结果却是他想退学的决定。妈妈又气又急，让邻居写了回信，说全村人都很羡慕他们家出了个大学生，要是退学了就成了大笑柄，她就要跳进池塘里死了算了，遇上这么不争气的儿子活着也没意思。整整一年时间，戴建业都过得痛苦不堪，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。他也曾想过一死了之，但想到含辛茹苦的妈妈，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强。不管晚上睡不睡得着，第二天早晨必须起来跑步；不管书看不看得进去，每天都要抱着书本读。直到大二回到城里的校本部后，他的状态才调整过来。正如那时流行的“先结婚再恋爱”，他强迫自己养成了对文学的兴趣爱好，并一步步成为自己的专长。大学毕业前，戴建业到武汉第十四中学实习，结果第一次讲课，因为方言太重、读音不准，引得全班孩子哄堂大笑。那一刻，他的心情坠入了谷底，认为自己是一个“土得掉渣的滑稽小丑”。后来，有家长向学校投诉，说根本听不懂他的讲课，如果不换人就不来上课。实习结束时，别的同学不是优秀就是良好，到了他这儿，为了不耽误他毕业，才勉强给了一个“合格”的评定。
戴建业（后排右一）与研究生导师曹慕樊（前）和师兄刘明华，1983年摄于无锡太湖
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，戴建业成为华师大的一名老师。第一次授课，学员是中南各省县长，他在讲台上讲得吐沫横飞，学员们在下面听得十分安静。第二次讲课时，教室里来了许多学校和系里领导、教研室老师，开始他还有些得意，以为是上课质量高，领导慕名而来。结果课后座谈才知道，原来是县长们联合给校方写信，要求换下他，原因是“他们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东西”。戴建业苦笑着总结道：“果不其然，原先在什么地方摔倒，还会在什么地方跌跤。”后来，领导专门找戴建业谈话，准备让他改行搞行政。他一下子火冒三丈，跟领导当面顶了起来：“我的普通话不好，你怎么能听懂了我的话呢？”那几年，他一有空就拎着收音机，学着怎么讲好普通话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节目叫《阅读与欣赏》，他先把原文标上拼音，再听主持人的播音，对着一个个字进行纠正。就算这样，他的普通话还是讲不太好，“不会讲课”的臭名也越传越远。残酷的现实，让他一次次质疑自己：是不是选错了行、高估了自己？直到他给1988级的本科学生讲课，才第一次收获到学生们的鼓掌声，那一次鼓掌让他兴奋了好几个夜晚，回味了好长时间。同学们的肯定，给了他自信，慢慢地课越讲越好，获得的掌声也越来越多。现如今，戴建业早已是华师大的知名教授，授课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，有时甚至“一座难求”，经常讲台前坐着人，窗户外还站着人。2018年，有一家机构把他十多年前讲课的视频上传到“抖音”平台。同期上传平台的有不少知名教授，只有他一炮而红，赢得百万人次点赞。方言还是那个方言，当初让他自卑抑郁，现在却成了他别树一帜的“优点”！
2020年，浙江高考产生了一篇满分作文《生活在树上》，全省作文阅卷大组组长还专门写了评语进行推荐。这篇作文，使用了大量的古汉语词汇，还引用了不少西方哲人的名言。媒体对此进行报道后，在网络上引发很大的关注，评价也一分为二：赞同者认为作者阅读量丰富，辞藻华丽，年轻人有权“炫酷”；反对者则认为，作文艰涩难懂，有话不好好说，这是不好的文风。当时有媒体约戴建业写一篇评论，他原本只想写个千字文，结果越写越长，直接写了一万多字。他把文章进行了深度解剖，认为写得既糟又病。特别是他直接指出，很多人都是被一连串名人名言给唬住了，根本没去验证作者是不是真的阅读并理解了这些著作。反倒是戴建业对文中引用的名人名言，逐一进行了分析考证，得出的结论是作者很难真正阅读并读懂了这些著作。之所以能够得出这么肯定的结论，源于戴建业读大学时啃“天书”的经历。那时，他不但讲不好普通话，还讲不清英语。他第一次学英语时已经22岁，一时间都不知道从何学起，结果被学校从正常班调整到了慢班。正常班的老师是刚毕业留校的漂亮女老师，慢班却是一个凶巴巴的老头。为了补上英语的短板，早日回到正常班，他向同学学习怎么发音，托人从北京买了一本《英汉小词典》，对着上面的单词天天读。这本词典他到现在还留着，封皮掉了后，自己就用牛皮纸重新糊了一个。花了几乎一年时间，他才进入了正常班，又见到了漂亮的女老师。打下了基础后，他就开始尝试阅读英文原著，印象最深的是罗素《西方哲学史》这本书。当时购买外文图书还比较难，他好不容易从图书馆借出一本，还是翻印的版本，他想着占为己有，就“骗”老师说书不小心给丢了。老师一听就急了，说外文书可是学校的宝贝，丢书要赔十倍的价钱。就这样，他攒了好久的伙食费，才交上了罚款。这本书他密密麻麻写满了标记，很多话都可以原文大段大段地背诵。
戴建业在书房
大三时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《莎士比亚全集》朱生豪译本，戴建业读了后感觉语言典雅华丽，念起来也音韵铿锵，对莎士比亚心生向往。一年后，商务印书馆出了莎士比亚系列英文作品集，他省吃俭用，攒钱买了一套。但阅读英文版后，却味同嚼蜡，根本感受不到语言的美，有的甚至还读不懂。一气之下，他就把书送给了念英语专业的学生，只留了一本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》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还时不时把它拿出来摩挲，借此机会不断提醒自己说：“戴建业曾是个上进青年！”走上教学岗位后，他花了很多时间去研读外文书。海德格尔的《存在与时间》，行文过于晦涩艰深，超出了一般读者忍受的极限，他看了无数遍，才自我感觉“摸出点门面”。正是如此，他才能一眼就识破那位高考考生“作文一开头就是海德格尔，主要作用就是装点门面”。戴建业把阅读分为消遣性阅读、鉴赏性阅读与挑战性阅读三类，认为最难的就是挑战性阅读，读的是各类经典名著。要想把这些著作读明白，就得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，必须准备付出极为艰巨的努力，挑战自己智力的极限。但一旦读懂了这些著作，自然会有种“一览众山小”的开豁，获得无穷的益处。在这个流行浅阅读、碎片阅读的时代，做到像戴建业一般“攻书”，自然是极为艰难的。他说：“你自己选择了什么样的阅读习惯，你就为自己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。”
“种豆南山下，你以为他种得蛮好，他突然来一句，草盛豆苗稀。种的个鬼田，要是我种的这个水平，我绝不写诗……”当戴建业在课堂上说出这番评价后，学生们笑得前仰后合，教室一时间成了欢乐的海洋。戴建业的主业是讲授古代文学，不过与一般老师一本正经、有板有眼的讲授风格不同，他把课讲得风趣幽默，让人一听就能记住。有不少同学说，很多诗词自己从小就开始背，当时觉得很痛苦、很机械，直到听了戴教授的点评，才有了更深一层的感受和体悟。他用诙谐幽默的语言，把盛唐时期的诗人调侃了个遍。在他口中，李白是“浪漫的糊涂虫”，得意忘形起来，就有了“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狂言；农民汪伦是走了狗屎运，“李白的一首诗让他流芳千古了”；杜甫貌似老实，原以为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是夸别人，原来是自夸……他甚至把杜甫、李白、高适三个人的友谊浓缩成9个字“找仙人、采仙草、炼仙丹”，结果搞得蓬头垢面也没有成仙。戴建业用“浪漫得要死，狂得要命”来评价盛唐诗人，很多网友直接把这句话搬过来，用来形容他，还特意加了一句，“好玩得要死。”类似这样的金句在他的课堂上不断产生，以至于有些熟人看到他，就会跟他打趣说：“戴老师，来个段子，让大家乐呵乐呵。”他苦笑回应：“好像我的段子是装在口袋里，随时都可以掏出来的。”其实，很多金句是顺着讲课的感觉自然而然、脱口而出的，不是刻意为之。他甚至还认为，自己就像是一位脱口秀演员，让大家在轻松活跃的氛围中走近诗词、爱上诗词。古诗产生的年代距离现今已经久远，需要中间的一些东西来进行转换、找到契合点，从而帮助年轻人更好地理解和品味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。他担当的正是“中间人”，或者说是“摆渡人”的角色，拉近诗词与年轻人的距离。在网络平台上，有很多人记住的是他的幽默，而很少关注他在古代文学方面的深厚造诣。其实，讲台上游刃有余的背后，是他几十年来的积累积淀。他出版过几十部学术著作，潜心研究“中国古代的知识分类与典籍分类”，认真分析古典诗歌的抒情性。只是这些严肃的著作，并没有太多人会有耐心去研读，相关内容上传社交平台后也没有太多的关注。对此，他十分担心：“我很怕给青少年造成误解，以为学习古代诗歌只需轻松笑谈。想要进一步欣赏古诗，还是得去读原著，反复诵读，才能够欣赏它的音韵美。”
戴建业在家里给研究生指导论文
很多学生都说，戴建业要求其实是很严格的。每节课前他要点名抽学生背诵名篇，背不出来的，他就在点名册上画个标记，下节课继续抽背。课堂结束时，他还会布置很多作业，不按时交的就会严厉批评。即使如此，戴建业还是学生们最喜欢的老师。2010年，华师大研究生会首次组织评选“我心目中的好导师”，全校七千多名研究生，戴建业获得了四五千张票，一举夺魁。2012年，戴建业应邀来到台湾屏东教育大学做客座教授，第一次上课就点同学起来背诵诗文，给台湾同学很大压力，部分同学退选了他的课。他询问系里的秘书，才知道台湾学生不太习惯背诵，尤其不习惯当堂背诵，也不习惯当堂回答和讨论问题。不过，大部分同学还是坚持了下来，上课下课都会给予热情的鼓掌，戴建业和学生们也有了深入的交流，还应邀到他们家里做客，对宝岛的风土人情有了更为深入而直接的体悟。回到内地后，戴建业写了一篇文章，赞扬台湾淳朴美好的师生情，结果引起了华师大学生的“反弹”，有学生专门反驳说，其实内地学生也很尊重老师，每次都会鼓掌，只是被他忽略了。为此，戴建业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，直言自己感觉很惶恐也很惭愧，并郑重向学生们感恩并道歉。他们俩相识于华师大的校园，何小平热爱文学，敬佩戴建业的才华，经常和他交流读书体会。长时间的相处，戴建业通过一封信向何小平表达自己的感情。何小平看后回复说：“我很喜欢。”然而，那时戴建业不过是来自农村、还讲不好普通话的穷教师，何小平却是城里人，出生于书香门第，因此女方父母极力反对他们交往。倔强的何小平，干脆“离家出走”，偷偷拿出户口本，和他领了结婚证。慢慢地，爱情的甜蜜被生活的柴米油盐所冲淡，激情褪去之后只剩下一地鸡毛。两人从小生活环境不同，生活方式和观念不同，戴建业想按自己的标准来改造妻子，妻子也决心要按她的模式来重塑丈夫。大家开始都以为“亲爱的”能“脱胎换骨”,最后才明白“死冤家”的“本性难移”。于是，两个人隔三差五就会吵上一架。吵得厉害的时候，他甚至都后悔当初结婚的决定。家对于戴建业来说，就成了一座牢笼。有段时间，他总是借口加班晚回家。直到有一天晚上，戴建业加班后回到家中，发现餐桌上放着热气腾腾的饭菜，而妻子躺在沙发上等他，困得不行已经睡着了。那一刻，戴建业觉得自己错怪妻子了，暗骂自己：“戴建业啊戴建业，你的妻子从跟了你之后吃过多少苦，你怎么都忘了吗？”经历了一番番痛苦的磨合，人到中年后两人的感情重新变得甜蜜起来。妻子支持他的事业，为他提供了很多帮助。戴建业开玩笑般地回忆，结婚时两人约定，家中大事他说了算，小事由妻子管，然而“结婚三十多年，家里就没有发生过一件大事”。家里的钱都在妻子手里，有时他跟大学同学打牌消遣，每次只带一百元零花钱，真正做到“小赌怡情”。正在一切都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时，2016年妻子在体检中发现晚期肺癌，癌细胞扩散到整个胸腔和部分淋巴，这对他们全家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。好在何小平热爱生活，有强烈的求生欲望，对病情十分乐观，加之医生的精心治疗，她带病生存了3年半时间。当时靶向药物泰瑞莎还没有纳入医保，每盒51000元，每盒30粒，每天吃1粒相当于一天就要花掉1700元。有一次，何小平打开药盒时，不小心打翻了，药片都滚到了地上，夫妻俩在沙发下、床底下翻了半天还是没有找齐。看着药盒，何小平一下子哭了起来，因为掉一粒，就相当于掉了一部手机。由于免疫力下降，何小平经常夜里发烧，戴建业把妻子送进医院，一守就是通宵，第二天再继续上课。教研室的年轻同事，担心他身体扛不住，想帮他守夜替换他休息，被他不由分说赶回去。患病久了，妻子难免有些苦闷急躁情绪，他习惯了用讲笑话、露笑脸来调节气氛，为她鼓劲打气。怕时间不多了，有些话再不讲就没机会了，他经常给妻子说一些年轻人之间才说的情话。睡觉之前，他还会亲昵地摸摸妻子的头，轻轻地说一句“宝贝，我爱你”。为了给妻子看病治疗，那两年戴建业外出演讲的次数多了一些。一些媒体在报道时，有声有色地描述道，有学生在课堂上指责他四处走穴挣钱，有损文人风骨；他回答说“如果我连自己的最爱的人都留不住，那我要这个文人风骨做什么？”不过后来戴建业专门撰写《谴责与谢忱》作出澄清，那些故事和话语只不过是媒体的炒作编造，他从来没有拿妻子的病情进行炒作，也拒绝了媒体就此事的采访要求。
戴建业照顾妻子
2020年初，何小平再次生病住院，病房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过几百米。当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，一时间人心惶惶，戴建业却一直守在医院里陪护，当然心中也会害怕，但决不能让妻子一个人独守病房。除夕夜，同事冒着风险送来年夜饭，让戴建业格外感动，眼睛里都带着光。在生命进入倒计时后，妻子的脾气更加急躁，经常冲着戴建业发火，但他都无条件地包容着。最后，妻子连大便都排不出来，都要靠家属帮忙解决，但戴建业和儿子不嫌脏不怕累，一直不离不弃。元宵节的晚上，何小平离开了人世，戴建业和儿子分别牵着她的左右手为她送行。当时武汉因疫情封城，他们经过商量，并未发表悼亡文章及相关信息。妻子遗体火化后，他舍不得立马下葬，而是把骨灰盒带回家放了半年，因为他觉得，妻子从最后一次住院起，就没有回过家，他要在家里陪伴妻子一段时间。后来，戴建业在直播开讲苏轼悼亡妻《江城子》时，当念到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时，声音哽咽，眼眶泛红，强撑的笑容好让人心痛。他讲纳兰性德的“当时只道是寻常”，一下子就回忆起了和妻子曾经相处的点点滴滴。以前妻子总是天冷了催他穿衣，时刻惦记着让他多喝水，他还觉得烦。现在天凉了却再也听不到妻子的唠叨声了，走进屋子，到处都是对她的回忆。戴建业伤感地说：“你家里没有亲人去世，没有妻子去世的人，根本体会不到这句话的感情。”
2021年5月，65岁的戴建业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。虽然华师大提出了返聘的希望，南方两座城市也发出了人才邀请绿卡，他都予以婉拒。告别了课堂，他的日子变得简单而规律，家里朝北的两个房间构成了主要的活动半径。上午起床后，他就在书房看书写作，晚上走进隔壁房间，那里有补光灯和录像设备，录制授课视频后上传平台。独自一个人生活，他经常错过了饭点，直到肚子咕咕叫了，才随便下点面条，把蔬菜和肉倒进去一起煮，然后一边吃一边继续看书。邻居担心他照顾不好自己的生活，偶尔也会给他送来饭菜改善伙食。晚上散步的时候，儿子会跟他视频通话，孙女会跟他打招呼，家人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打消他的孤独。其实，戴建业反而十分享受这样的独居生活。自从成了“网红”教授之后，他的一言一行都曝光在聚光灯之下，每次录制视频都要作大量的准备，研究抛出什么样的段子才能引发关注。参加一些公众活动，他也变得更加谨慎，生怕个别词句不当，会引发过度解读和炒作。特别是成名之后，各种媒体的采访、社会活动层出不穷，有些无法拒绝和逃避，有时还不得不“勉为其难”做一些他既不善也不愿的事情。他感慨地说：“一个人不能红得太久，太久可能就毁了。任何人要是一直在聚光灯下，什么事也干不成。”他希望热度能尽快过去，自己恢复到普通教书匠的生活，推着那辆破得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，自由自在地行走在校园里。真性情，是很多人对戴建业的评价。他自称，过了40岁之后就再也没有说过假话，甚至准备在下一部的文章中“爆”自己的瓜，“向世人坦露自己曾经有过哪些鄙俗之念，曾经干过哪些荒唐之行”。等到这部作品问世，估计会让世人对戴建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。
我们更相信
戴建业教授的感人事迹
也会在每个人心中
激荡起向上向善向好的磅礴力量~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