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王叔和整理的张仲景著作中，有一首以菊花为主药的方剂，方名叫《侯氏黑散》。《金匮要略·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篇》中说：“侯氏黑散：治大风，四肢烦重，心中恶寒不足者。”张仲景所言的“大风”，乃是肝风，造成肝风的根本原因在于脾虚不固，所谓“土虚风动”也。

侯氏黑散方药组成为：菊花四十分，白术十分，细辛三分，茯苓三分，牡蛎三分，桔梗八分，防风十分，人参三分，矾石三分，黄芩五分，当归三分，干姜三分，川芎三分，桂枝三分。

散剂的用法是，将上药杵为末，每日一服，每服方寸匙。开始温酒调服二十天，以后则禁诸热食，惟宜冷食，如此又再服四十天，则药力积于空窍，达到《内经》所说的“久塞其空”的效果。方寸匙是勺子头为一寸大的小勺子，其药末重量根据药物成份不同，约等于2克左右。

本方寒温并用，补泻兼施，融清热、化痰、通络、祛风、补虚为一炉，是治疗内风、外风的祖方。清初名医喻嘉言在其医学著作《医门法律》中说是“中风门第一方。”并谓“仲景制方，匠心独创，乃中风证首引此散，岂非深服其长乎！”历代医家认为该方为驱头风，除痰饮，滋肝血、补脾胃之剂，为“培土宁风”之代表方。

全方以菊花祛风平肝清热而不伤正为主药，用量占总药量十分之四。现代研究，该方具有抗自由基过氧化、降压、降脂等作用，广泛应用于中风偏瘫、高血压、高脂血症、颈椎病、类风湿性关节炎、美尼尔氏综合症、面神经炎等疾病。

在现有资料中，菊花进入中医方剂，侯氏黑散为第一方。

菊花作为药用至少有两千多年历史，《尔雅》称菊为“治薔”，成书于秦汉之际的《神农本草经》就有菊花作为药用的记载，并将其纳入上品中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说菊花“味苦平，主风头眩肿痛，目欲脱，泪出，皮肤死肌，恶风湿痹。服之利血气，轻身，耐老延年”，指出菊花除了具有通利血气治疗头目风湿疾病外，还有养颜美容、延缓衰老的保健作用。后世医家在《神农本草经》的基础上，更不断发掘菊花的功用，如除胸中烦热，安肠胃，调四肢，补阴血，乌白发，并且菊花还有解酒的功能。古人说，重九采菊花末服，治酒醉不醒。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，菊花的主要成分为挥发油、黄酮类及氨基酸、微量元素等，具有扩张冠状动脉、降低血压、预防高血脂、抗菌、抗病毒、抗炎、抗肿瘤、抗氧化、抗衰老等多种生理活性，这些特性，印证了历代医家对菊花作用的论述。

张仲景为南阳邓州穰东人。历史上，南阳以产菊而闻名。如《本草纲目》引用唐《天宝单方图》载白菊“原生南阳山谷及田野中。颍州人呼为回蜂菊，汝南名茶苦蒿，上党及建安郡、顺政郡并名羊欢草，河内名地薇蒿。”宋苏颂《本草图经》说：“（菊）处处有之，以南阳菊潭者为佳。”

麻城旧属楚地，考察麻城种菊和食菊的历史，首先就想到楚国先贤屈原。屈原《离骚》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、《九歌》“春兰兮秋菊，长无绝兮终古”就是春秋战国时楚人种菊、食菊的最好证明。屈原之后，南北朝宗懔也记录了楚人重九登高，饮菊花酒的习惯。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说：“九月九日，佩茱萸，食蓬饵，饮菊花酒，令人长寿。”说明至少在南北朝时，菊花食用药用已经很普遍了。宗懔是南北朝时梁朝人，巧合的是，晚生三百余年的宗懔与张仲景是地地道道的老乡，祖籍也是邓州穰东镇人。更巧合的是，宗懔还和麻城有些渊源。梁朝承圣元年（公元552年），宗懔就受命在麻城担任县侯。那个时候的麻城，叫信安县。有理由相信，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所记载的楚地民风民俗，就有麻城的影子。

实际上，深入探讨麻城菊史，不仅关联楚地，还与南阳菊、汝南菊有某种关系。因为，历史上的南阳郡，在今麻城西北，同属秦岭大别山脉，两个地方基本在同一个纬度，苏颂《图经》记载的南阳菊“白菊，叶大似艾叶，茎青根细，花白蕊黄；其黄菊叶似茼蒿，花蕊都黄。然今服饵家多用白者”，麻城同样也主要为这两个品种，只不过麻城，将这两个品种的菊，统称为甘菊，这在麻城最早的康熙九年县志“物产·药草之属”可以找到印证。而临近南阳郡的汝南郡，虽说偏麻城北，但在隋唐之前，麻城曾隶属汝南郡管辖长达数百年。《本草纲目》说的南阳菊、汝南菊，与麻城甘菊应该是同种同源，只不过经过上千年移栽，麻城甘菊渐渐出现了自己的特点，有人总结为“朵大肥厚、花瓣玉白、花蕊深黄、汤液清澈、金黄带绿、菊气清香、味甘醇美”二十八个字。

从前的麻城甘菊，就是现在的福白菊。福白菊又是“湖北菊”的谐音，某种程度上说，福白菊，同时也代表了屈原时代的楚菊。

行文到这里，似乎可以大胆揣测一下：寓居麻城的王叔和，整理了南阳张仲景的医著。张仲景医著《金匮要略》记载的侯氏黑散，方中选用的菊花，既可以说是南阳白菊，也可以说是麻城甘菊。麻城甘菊，就是现今的福白菊。这样看来，王叔和、张仲景、麻城菊花、侯氏黑散，真有某种关联。